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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采 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由人民来评判——解读《吴敬琏传》

2011-08-08 09:27

来源:

摘 要: 1.得到一本由中信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发行的《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一年内读了许多遍。但读者并不认可这就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深刻理解广大劳动人民的心愿,顺应和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以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为

 


1.得到一本由中信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发行的《吴敬琏传 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一年内读了许多遍。但读者并不认可这就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深刻理解广大劳动人民的心愿,顺应和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以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为出发点和归属,不为名诱不为利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才佩称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对《吴敬琏传 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的解读就从书的封面和扉页上的照片开始,分别为吴敬琏、孙冶方、顾准、薛暮桥、于光远、马洪、郭树清、吴晓灵、楼继伟、李剑阁、周小川、蒋学模、厉以宁、吴晓波等。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生于南京。他的母亲邓季惺是著名的才女和新闻报人。他的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都是《新民报》的创办人。 1948年吴敬琏南京金陵中学毕业考入金陵大学经济系,后因病两度休。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转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4年毕业后进入中科院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1955年到1956年跟苏联经济学家阿·毕尔曼,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之后参加了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1976年以后,他进入了工作最紧张、成果最丰硕的时期。1983年至1984年7月赴美国耶鲁大学进行调查研究,做访问学者。  
《吴敬琏传》中说:“吴敬琏的生命只与两个字有关——‘救国’。80年间,他的‘救国’主题有过三次转折:20岁之前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科学技术迷’,信仰的是‘科学救国’和‘产业救国’;35岁以前,他相信‘革命救国’,认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让自己的国家摆脱贫困,变得无比强大,‘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60岁前,他信奉‘经济体制救国’,坚信市场经济将是中国变革的终极目标;而此后的他发现,唯有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体制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目标,他成了‘法治救国’的倡导者。”      吴敬琏是中国经济学界极富争议的人物。他揭开股市黑幕,提出中国股市“赌场论”,主张维护市场规则,保护草根阶层生计,成为媒体和公众眼中的学术良心。他又在政协会议上发表反对春运铁路票价不上浮,主张城市拆迁不应按市场价补偿,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被政商精英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知”。他又因透露中国的重要经济数据CPI,被疑为美国间谍,后被澄清。2005年3月,吴敬琏被授予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称他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经济与社会政策的谋划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他和刘国光、董辅礽、赵人伟等经济学家在80年代初期创建了中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吴敬琏通过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他在《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1991)一文中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无例外地是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或称“混合经济”。这种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自己的调节和引导,修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  
 1984年7月,吴敬琏参加由马洪牵头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意见书的写作,它肯定了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为其正名,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对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作出了贡献。 1992年4月,吴敬琏向中共中央提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  
 1997年5月,吴敬琏撰写的“把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研究报告,由他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向党中央提交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研究报告,对确立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作出了贡献。   
  1999年,吴敬琏负责国务院发展中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研究,向中央提出了现代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   
   1985年,吴敬琏提出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这套政策包括:企业从计划的消极执行者转变为自主的市场主体;形成能够灵敏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改变行政当局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配置资源的体系,而以市场机制作为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政府只是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需求总量的调节,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这种“整体改革”的主张,是我国理论界最具代表性的学派之一。   
   在80年代中期吴敬琏提出,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并不是放权让利,而是实现企业制度的创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方向,则应当是改组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80年代末90年代初,吴敬琏和他“整体改革学派”的同事阐明了现代公司及其治理结构,走到了企业和企业管理研究的前沿。沿着企业制度创新的方向,我国在90年代后期确立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观念。吴敬琏关于确保所有者“在位”,防止“内部人控制”,确保董事会履行受托责任,确保董事会对高层经理人员的监督,对经理人员给予足够的激励,发挥证券市场在增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等论述,对于深化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90年代中期以后,吴敬琏对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98年,吴敬琏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应当以民营中小企业作为分流国企下岗职工、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同时提出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1993~2004年他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进行过多次考察。他对温州、台州地区发展民营中小企业作出的总结对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8年,他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对转轨过程中的腐败现象进行分析,揭示了“官倒”等腐败现象的实质,也为反腐倡廉指出了正确的途径。   
  吴敬琏指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由此,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必须加快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   
   1984年12月,针对当时出现的经济增长过热、货币投放过多的情况,以吴敬琏为课题组向中央领导报送了《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专题报告,提出必须对此制定总体对策,进行综合治理。这份报告对1985年宏观经济调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8年4月,针对在高通货膨胀情况下实行物价闯关的决策,他提出《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的研究报告,指出: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的调整和放开部分商品的价格,“是一种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的选择”,“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同时,吴敬琏在经济学和企业管理教育以及经济学信息和知识传播方面的卓著成绩也为各方面人士所称道。为了表彰他的贡献,他曾在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五次获得中国经济学孙冶方奖;他的学术著作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全国图书奖等多种奖励;2001年香港浸会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2003年国际管理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授予他“杰出成就奖”。  
书的封底有五家著名媒体对吴敬琏这样评价: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的话,那就是吴敬琏。                           
——《华尔街日报》  
他的话常常掀起波澜,而他的话又是经济发展中不能被忽略的声音。                           ——《凤凰卫视》  
 吴敬琏 先生无疑是她那一代经济学家中最才华横溢和最勤奋进取的学者之一,他在经济学研究的诸多领域都有相当的建树。  
                           ——CCTV.COM  
“皂雕寒始急,天马老能行”,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符号性人物,吴敬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范围。他的学识、他的操守、他的社会责任感,汇集成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批又一批他周围的人,而每多一个被他感染的人,中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就多一份希望。                  
——《南方周末》  
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伴随着危机感,注定了吴敬琏不能停歇的生活。                             
 ——《中国企业家》  
客观地说,经济学家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经济决策的影响很大,但也很有限。关键在于决策层采用了哪种指导思想和经济理论。如果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其它经济理论就会受到排斥。即使吴敬琏不提出设想方案,也会有其他的人提出来。这是时势所致。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吴敬琏获得了令人炫目的赞誉,但对他的指责和非议也让人不寒而栗。他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经济取向,作为顶层“体制设计者”,他充满激情地提出一个个改革设想方案,都被决策者悉数采纳。同时他也提出了要警惕和防止“坏的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寻租理论,要监督、限制行政权力,建立法治政府、有限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议,却被束之高阁。他的宿命,有点类似于中国著名史学家吴晗。既不见融于章伯钧、罗隆基的“民主自由”政商精英联盟,又被大众民主的“革命小将”所排斥,而其中任何一派都能轻而易举地置他于死地。但吴敬琏的命运肯定要好过吴晗,这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2. 吴敬琏的恩师孙冶方    
孙冶方(1908—1983) 原名薛萼果,又名宋亮、一洲、宝山、方青等。江苏无锡玉祁礼舍人。经济学家。1921年入高小读书。1923年在无锡俟实学堂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底转为中共党员,任无锡党支部第一任书记,同时也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5年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同年11月受党组织派遣,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夏毕业后,在该校和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1928年回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任翻译。   
  1930年9月回国后, 任上海人力车夫罢工委员会主席,未几又改任人力车夫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同年底,调任沪东区工人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积极参加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编辑《中国农村》杂志,以孙冶方笔名发表了许多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中国农村经济论文,在理论战线上对托派及王明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在史沫特莱主编的《中国论坛报》担任撰稿人。1933年与陈翰笙等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5年又开设新知书店、中国经济资料室,发行《中国农村》月刊,并任月刊编辑,还任英文《中国论坛》通讯员。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调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后来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1941年6月,去苏北根据地,在华中局宣传部任宣传教育科科长。后调华中局党校教学,并兼任教育科科长。1941年在华中党校工作期间,提倡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1949年随军到上海。任上海市军管会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上海财政经济学院院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77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孙冶方在经济理论上造诣深,有胆识、有创见。著有《关于国民经济建设和国家资本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关于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几点意见》、《社会主义经济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社会主义的若干理论问题》、《孙冶方选集》和《中国社会性质的若干理论问题》。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将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消灭而失去作用。孙冶方却认为,价值规律不但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发生作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只要生产还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个部类进行,商品流通就会发生,价值规律就仍要起作用。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这成了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罪状。这位正直敢言的学者,因为维护和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就受到迫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带上镣铐关进监狱达7年之久。孙冶方同志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方面,也提出过不少独到的见解。他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一些文章、报告里说过,现在研究经济管理体制,不能总是强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那是属于国家政体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看,所谓管理体制,首先是作为国民经济细胞的企业的管理体制,其核心是企业的权力和责任问题。他主张,为了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必须扩大企业的权限,把固定资产折旧和设备更新的权责,交给基层企业。同时,把产品在原来协作关系、供销关系范围以内的供产平衡工作,下放给企业自行处理。    
  为纪念我国卓越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对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表彰和奖励对经济科学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国家于1984年设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每两年评选、颁发一次,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   
人有两个无法选择,父母无法选择,领导无法选择。吴敬琏与孙冶方相识在1957年。当时的经济研究所所长狄超白靠边站后,孙冶方出任所长,不久孙冶方又把顾准安排到吴敬琏所在的财经组当组长。孙冶方和顾准在上海刚解放时,在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曾山和中央财经委主任陈云的带领下,孙冶方主管工业复兴,顾准着手重建税收体系,仅用半年时间就恢复了生产,稳定了物价,创造了闻名天下的“上海奇迹”。  
孙冶方、顾准都是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经济理论家,带着杨坚白、张卓元、桂世镛、吴敬琏等一批崭露头角的年轻经济理论学者,不久就弄出了大动静。1964年10月,学术争论被扩大化为批判“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吴敬琏转身成为“批孙积极分子”,与陈吉元、周叔莲联合署名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容歪曲》。用吴敬琏晚年自己的话说:“我也走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弯路,当过风派人物。”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作为孙冶方所欣赏的经济学弟子,孙冶方出狱后对吴敬琏不计前嫌,在经济理论研究上继续给予奖掖和提携。在1979年孙冶方住院治疗期间,吴敬琏还进入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的7人写作班子。在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吴敬琏连续五次获得中国经济学孙冶方奖。  
作为一位恪守中国共产党传统的经济学家,孙冶方为国为民,不存一己私念。为了真理,不惧坐牢受辱。他与其他所谓的学者精英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坚持用马列主义理论作为指导,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断进行探索和完善,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历经挫折而矢志不渝。“虽九死而其犹未悔,吾将上下而求索”,孙冶方被后代经济学人称为“一代大师,士风浩荡”。   
      
3.吴敬琏的榜样顾准    
顾准于1915年生于上海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姓陈,经营棉花生意,后破产。顾准有兄弟姐妹10人,他排行第五,随母姓。在职业学校的初中毕业后,因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2岁就到潘序伦先生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随后通过自学会计学,成为掌握现代会计知识的专业人士。   
  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 1934年完成的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被各大学采用,同时开始在大学 任兼职 教授。   
顾准于1930年组织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社,后转入武卫会。同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4年后,曾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与经济学家孙冶方认识并共事。1940年后,曾任中共苏南澄锡虞工委书记、专员,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后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1月回到华东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中共华中分局财委委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1949年5月,随军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为建国后上海的财税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他接管上海财政系统的三年时间里,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已经从国民党手里濒于崩溃的烂摊子变成支撑共产党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财源,也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基础。   
1952年顾准因主张激进的没收资本家财产,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953年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年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研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并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成为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下放劳动回到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研究会计和经济,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著作;1965年,因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外甥宋德楠与几个同学建立“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被视为组织“反动小团体”,顾准受到牵连,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文革中,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出于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以及对顾准的不理解,与顾准患难与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提出与顾准离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顾准断绝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   
  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迫害,并承受与亲人分离的痛苦,顾准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1974年12月3日 ,顾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临去世前,他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要他“待时守机”。  
顾准对经济学、会计学、政治学研究颇有建树,主要著作有《银行会计》、《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1994年9月,《顾准文集》出版,1997年9月,《顾准日记》出版。    
  顾准不是单纯的书生,不只是一个践行人文关怀的纯粹知识分子。现在年轻一辈学人动辄将他与陈寅恪、胡适放在一起论列,这实在是不懂得顾准这一类人。顾准是一个老革命,是以小知识分子身份投身于“理想”且有过多年实际经历的老革命。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即出任中国最大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市的财政税务局局长,但由于政策见解与上不合,顾准不久就被排除出权力岗位,几经转折,最终以戴罪之身走上了“下野即读书”的求学求真之路。顾准对自己,及自己所信奉、所从事之事的反思和重新判断,而且表现出清醒、沉毅果敢甚至决绝。个人仕途发生变故,个人遭遇不幸或者说不公正,因而多少有所反思和省悟,这并不稀罕;但既已认识,就再不回头,拿起冰冷的手术刀解剖各种迷思,同时也解剖自我,但凭理性指引,由大智而大勇,从而作出独立的判断——唯独顾准达到了如此境界!这一思想进程,所需要的勇气和毅力,非外人所能想象。顾准也不同于陈寅恪甚至巴金,顾准是事业中人,事业于他这一类知识革命者来说,不仅是信仰,更是生活实践和生命的全部,是生死以之、为之死而无悔、终身崇奉的人生最高理想。  
     吴敬琏与顾准的交情细数起来应该是在中央国家机关在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吴敬琏敬佩顾准的正直和“较真”,顾准欣赏吴敬琏对高等数学的灵感和对经济学理论的悟性。谈到红卫兵之间的派系斗争,顾准对吴敬琏说:“他们整天斗来斗去,自己很得意,以为是在干革命事业,其实不过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还不如利用这个时间读点书,对国家、对人民更有益。”吴敬琏的干校生活不像一些文人描述的那么糟糕,息县盛产甲鱼、黄鳝,河沟,稻田里到处都是。干校自产粮食,伙食很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起居极有规律。一向多病,连中学、大学都要休学治疗数次的吴敬琏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这个身体上的“红利”,81岁的他仍在享用。  
但这个时候,他们与外界完全隔绝。世界正在反思苏联体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开始大行其道。英国经济学家佛里德里克 .哈耶克,哲学家卡尔 .波普尔写出了《通往奴役之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层面对计划经济和现代集权展开猛烈抨击。苏联内部也出现对现行体制的质疑声。而就是在这种与外界信息完全隔绝的状况下,顾准向吴敬琏等经济学人发出了“计划经济为什么没能让中国人富起来?中国要建立怎样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发出了被后人称为“天问”的“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现在有经济理论学者引用泰戈尔的诗句形容顾准:“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吧!”并说:“有人说,自进入二十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  
顾准对中国的命运、前途的思考是深刻和全面的。他所倡导的重视商品价值规律,他所研究过的不受制约的权力造成的危害,法治和人治的利弊,人民当家作主反映在政体上的恰当形式、理性主义政治哲学蕴涵的问题等等,至今仍然闪烁着深刻的理性光芒。但是,许多人有意无意地误读了顾准。顾准生活在上海那个曾经的“十里洋场”,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殖民者和官僚买办资本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深深的苦难。他在白色恐怖中投身革命,在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激进做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改进建议,都表明他是一位对公有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进者,建言者。只是那时候不能像现在这样容忍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意见,让他这样一位对现行体制进行辩证、理性的冷峻思考,敢于建言的思想者蒙受了太多的屈辱和劫难,忍受着妻离子散,父子反目的精神折磨。  
顾准对吴敬琏说的“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送给他四个字“待时守机”。顾准说:“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那样才能对国家提出有用的意见。”  
“对国家有用”,“对人民有益”,这才真正是顾准对“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着的色,定的调。  
4.官员经济学家于光远    
吴敬琏与于光远有所不同,于光远是官员学者,而吴敬琏属于学者官员。但要解读《吴敬琏传》就不能不说到 于 先生。于光远,1915年7月出生,上海人。原姓郁,名锺正,于光远是入党后起的名字。1934年由上海大同大学转入清华大学,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7年初抗日战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兼任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历任中共中央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1941年起从事陕甘宁边区经济的研究工作,在延安大学财经系任教。1948~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64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于光远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50年代末,他参与组织有关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效果、经济发展速度与比例等重要经济理论的讨论。1959年提出必须重视经济效益。70年代后期,他驳斥了所谓的“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论调,认为唯生产力论是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承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归根到底为生产力所决定,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在如何评价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优越性时,他指出,衡量一种生产关系优越与否或何种生产关系更为优越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看它能否最好地促进当时当地的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何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先进,何种形式落后,一定要放到与生产力的关系的历史发展中去考察。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与发展,也要运用这一标准。关于按劳分配理论,他指出按劳分配不但不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且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在我国不存在按劳分配贯彻过分的问题,而是贯彻不够。1978年他提出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   
  1979年他提议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问题和最终产品联系起来,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目标,应该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要以最终产品增产的状况作为衡量整个经济工作成绩的尺度。同时,他将全社会的使用价值生产和个别企业的价值生产统一起来,个别企业的价值生产是从属于全社会的使用价值生产的。70年代末,他对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提出:计划地发展应当包含有计划地适应外界变化,在存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下,计划应当和市场的变化相适应,不仅指导性计划是如此,指令性计划也是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就坚持不懈地探索改革,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继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又一次生产关系上的伟大变革。早在1977年,他就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曾支持一些新的经济学科如生产力经济学、国土经济学、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学、技术经济学的创立,并对经济效益学、教育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于光远学识渊博,学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代表性著作有:《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杂记》、《我的市场经济观》、《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文明的亚洲和亚洲的文明》和《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等。   
  于光远是一位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都有所涉及,并在很多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1983年,在首都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提出了要“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在理论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95年,于光远提出了著名的“三个30年”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可分为“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这是从思想发动经过三次革命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30年;第二个30年是从1949年全国解放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我们取得政权后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前进的30年,在这30年后期,我们觉悟到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开始了又一新的伟大革命;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第三个30年,在这个30年末,即2008年,中国经济改革可以基本完成,并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吴敬琏与于光远的交往起于1960年。当时,吴敬琏已是孙冶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写作组的成员,但同时又被中宣部于光远的写作组选中。在那场“批判孙冶方学术观点”的论战中,吴敬琏追随于光远成了“批孙积极分子”,用吴敬琏自己的话说“当过风派人物”。那时候,官员学者们往往习惯于用这种方式解决学术争论。到了1976年冬天,赋闲在家的于光远找到吴敬琏和周叔莲,准备筹划召开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会。在于光远的组织发动下,分别于 1977年2月25日 ,4月、6月和10月召开了四次按劳分配讨论会。这是1977年中国经济理论界最重要的事件,打破了过于沉闷的局面,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打下了基础。  
   
   
5.百岁经济学家薛暮桥    
薛暮桥, 1904年10月25日 生于江苏无锡县礼社镇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里。15岁那年的一天,正在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初二的薛暮桥听到噩耗:爱面子的父亲在50岁生日的前几天,害怕债主逼债,悬梁自尽。半年后,薛暮桥辍学到杭州铁路车站当练习生,学习会计。20岁的时候,薛暮桥已经成为当时沪杭铁路车站中最年轻的站长。1927年,薛暮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在杭州被捕入狱。薛暮桥和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关在甲监5号。面对死亡判决,张依然每天坚持读书五六个小时。薛暮桥问他:“既然知道快死了,为什么每天还要读书?”张秋人答道:“我们活一天就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里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这句话对薛暮桥触动很大:“这是终身难忘的教诲,我一生没有忘记他的教导。”从此,薛暮桥养成了心无旁骛的习惯。监狱里、禁闭室中,薛暮桥都置若无人,如醉如痴地沉浸在书本里。3年的监狱生活中,薛暮桥学习了世界语、世界通史,读的最多的是西方和苏联学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些为他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奠定了基础。   
  1938年薛暮桥参加新四军,任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抗大五分校训练部长。在行军途中写下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等著作。1943年先后任中共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长、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1947年任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1948年任中央财经部秘书长,协助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支援解放战争,统一财经工作,奠定新中国经济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体改办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等职。   
  1979年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印数近1000万册,被中宣部指定为干部必读,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并被译为多国文字。1980年,在为国务院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只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是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一个纲领性草案。此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条件和发展阶段,对价值规律、所有制问题、分配与流通制度、商品与市场、货币与价格政策、宏观管理体制、区域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创建了第一个由经济专家组成的决策咨询机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从此经济学家开始参与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1990年,在耄耋之年,面对改革的新动向,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在历史重要关头把市场取向改革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由于他在改革开放以后对经济学理论和改革实践的杰出贡献,2005年3月,薛暮桥101岁时获第一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1991年,薛暮桥把多年的改革主张进行了一次综合论述,把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在父亲101岁的一生中,最后20多年是他最辉煌的。”薛小和介绍,因为各项改革都会触及不同部委的利益,而经济研究中心是咨询机构,不存在利益牵扯,因此,当时设计每一项改革措施高层就会习惯性地问一问:先问一下薛老怎么说。    
  薛暮桥以自身实际行动让人们相信,经济学的确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可以造福国家、社会与公众的。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薛暮桥却“相信商品、相信市场”。这既需要务实求真的学术精神,更需要罕见的政治勇气。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薛暮桥堪称后来者的典范,而他勇于反思的精神则更令人感叹。他是新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设计者之一,但也最早开始主动对这种僵化体制进行痛苦而深刻的反思,比如怎样让价值规律在市场上自发调节价格、怎样以公有制为基础并让多种所有制共存、怎样在保留按劳分配的同时改革社会分配制度、以及怎样让所有企业公平参与竞争等,任何一点都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政策领域掀起一场又一场“革命”。中国现存的经济学家里,再没有人有他对中国经济体制产生这样的影响:在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制建设阶段,他都曾亲身参与设计。  
主张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和调整完善的薛暮桥与孙冶方是堂兄弟,都对吴敬琏有师生之谊。改革开放后,经济周期性波动每隔四五年就来一次,从而引发经济理论界激烈的争论。据《中国经济年鉴》披露的数据,1979年中央财政赤字170多亿元,1980年120余亿元。很快,社会上出现了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商品价格上涨6%,其中城市上涨8.1%,农村上涨4.4%。到了1987年,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导致全民抢购风潮。薛暮桥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指出“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是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从而理顺经济关系的成败关键”。这封信就是由吴敬琏送到总理办公室的,可被认为是“陈旧的,落伍的”而弃置一旁。价格“闯关”失败后,据《薛暮桥回忆录》记载:“ 1988年12月1日 ,时任总书记找我、刘国光和吴敬琏去谈话,表示接受我们对他的批评,说最近一年犯了通货膨胀的失误。我说不是一年,至少是三年。国光和敬琏也谈了自己的意见……但已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使改革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弯路。”  
   
6.“伯乐”经济学家马洪    
马洪, 1920年5月13日 生于山西定襄。1936年参加牺盟会,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毕业于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 后改为中央研究院)。曾是同蒲铁路总工会负责人之一,曾任《共产党人》杂志编辑,1941年以后担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学术秘书、平泉县县长、县委书记、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秘书处处长。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和副秘书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化工部第一设计院副院长,北京石油化工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1978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副院长、院长。1985年至1993年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1993年4月起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   
马洪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和研究工作,在经济改革、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战略、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等研究方面有丰富的成果。他积极倡导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从中国国情出发,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他主持的《二○○○年的中国》是制定七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主要参考文件。著有《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经济结构与经济管理》、《试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战略》、《中国经济调整改革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发展新战略》、《马洪选集》。  
马洪是当代中国改革史上一个传奇人物。他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深得东北局书记高岗的信任,29岁时就出任东北局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当时在他的麾下就有一位年轻干部叫朱镕基。朱自1951年秋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到马洪手下工作,23岁时被任命为东北局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高岗调任中央,32岁的马洪被任命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朱镕基则任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级秘书。1954年,高岗与饶漱石被认定为反革命集团,高岗自杀,马洪遭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理。后到国家经委研究室工作,经常参与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组的活动,与吴敬琏多有交往。1977年底,马洪被启用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组建工作,并于次年初担任副院长兼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开始四处延揽旧部,不久他就把在石油部管道局工作的老部下朱镕基调进工经所,任工经所国内室主任。在朱镕基50岁时,职务由20年前的副处级升为正处级。1979年7月,陈云领衔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组建了四个调查小组,是为体制组、结构组、对外经济关系组和理论方法组,马洪主管结构组,其中的成员就有吴敬琏。后来,以结构组为基础,成立了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  
马洪对宏观经济管理和工业经济非常娴熟,曾参与多个中央经济文件和战略规划的拟定。1982年 6月,马洪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85年,马洪出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后不久,专程登门造访吴敬琏,力邀他出任常务干事,成为中央经济决策的重要智囊。  
      
7.金融“铁良子”吴晓灵    
吴晓灵,1947年1月生,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管局局长。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毕业,经济学硕士学位,研究员。 2008年3月5日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作为外汇管理局史上第一位女局长,吴晓灵和众多政府官员一起,在金融危机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1998年的外汇大检查中,外汇局采取了及时和恰当的措施,使一场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得到了及时的化解和制止。   
  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后,是她首先提出了“藏汇于民”,并且多次强调中国企业要关注对新汇率政策的适应情况。当面对境外组织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吴晓灵曾多次代表中国政府明确了拒绝人民币过快升值的观点。 2007年10月19日 ,针对G7会议发布的敦促中国政府允许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公告,吴晓灵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外汇体制改革过快将损害中国经济,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甚至可能因此拖垮世界经济。”这场会议上,吴晓灵的表现让众多人士印象深刻。   
  一位外电记者事后评价说:“吴晓灵行长表现得非常机智,她对很多问题的回答,非常具有全球性的战略眼光。同时,把自己所代表的中国人民银行的声音传递得非常到位。”   
  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成立伊始,作为主管金融稳定工作的副行长吴晓灵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事件,那就是德隆系坍塌所引发的一系列金融稳定问题。   
  作为当时与吴晓灵一起战斗在第一线的主要负责人,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面的一位副局长事后回忆说:“刚一接手时,大家真的是有点心里没底,因为德隆的情况比此前我们遇到的任何一个案件都复杂。”但处置3年来,外界对德隆风险处置状况的评价很高,认为其处置基本实现了平稳、有序,金融风险得到了较好的化解。   
  参与了德隆风险处置的人评价说,吴晓灵在德隆风险的处置问题上贡献很大,她在处置过程中推动了很多开创性的决定,对后来的多项金融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   
  “应该说,德隆系的风险处置过程创造了很多第一。”这位副局长如此评价德隆的风险处置工作。打折收购个人债权,就是处置过程中的一项机制性创新。此前破产金融机构的个人债权都是由政府全额买单,“花钱买平安”的思路曾是不少政府部门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但吴晓灵坚持认为,“要建立一个真正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就要彻底改变国家全额买单的做法。”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取教训、防范道德风险。   
  吴晓灵在落实国务院领导“让投资人吸取教训”的指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4年9月30日 ,四部委联合出台了《个人债权和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对个人债权实施了打折收购的政策。《意见》规定,收购的个人债权10万元(含10万元)人民币以下全额收购,10万元(不含10万元)人民币以上部分按九折收购。这一新政策对以往金融风险处置的债权偿付机制进行了关键性突破,“之所以定在10万元,主要是当时比照了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因为经过调查,我们发现10万元覆盖的面比较广。”这位副局长解释说。   
  德隆事件中,吴晓灵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促成了第三方存管制度的建立。此前,不少证券公司存在挪用客户资产的情况,并形成了巨大的资金黑洞。而填补黑洞的工作,落到了人民银行头上。这位副局长说:“当时我们坚持一点,凡是关闭的证券公司,需要动用人民银行再贷款的,一律要实行第三方存管,不实行第三方存管的,我们不给补保证金。对于这一点,吴行长的态度十分坚决。”   
  这项制度的确立,使得监管机构从过去的“花钱买平安”彻底过渡到了“花钱买机制”。现在,“第三方存管机制”已写入《证券法》,其制度存在的优势和必要性得到了充分体现。   
  作为刚刚进入中国的新兴事物,私募股权基金在被社会认可方面,得到了吴晓灵的大力推动。她多次强调,中国当前的经济环境,已经能够适应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并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支持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正是在吴晓灵等人的推动下, 2007年9月16日 ,中国第一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在天津正式成立。吴晓灵对于发展私募股权基金观点鲜明,她认为,私募股权基金应当是在监管豁免条款下生存,重要的是规定合格投资人的标准。她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包括渤海产业基金筹备组组长陈宗胜等圈内人士的一致认可。    
  作为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吴晓灵曾明确指出,农村金融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整体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才能建立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   
  在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大框架下,发展贴近农户的小额信贷是对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此前农户的小规模信贷主要来自农信社,而规模庞大的民间金融却被排斥在外。在与人民银行研究局相关领导多次考察调研后,吴晓灵提出了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的框架性意见。而随后,人民银行相继推动地方政府批准了7家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为民间金融“阳光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一位小额贷款公司的副总裁在一次小额信贷研讨会上对记者表示,他们十分感谢吴晓灵,因为正是她的力推,才有了小额贷款公司的今天。吴晓灵为小额信贷组织获得合法身份的奔走如今看到了成果,在多个部门的协作下,小额贷款公司已有望获得金融牌照,向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转型。   
  “离开领导岗位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也是人生的新起点,我将尽自己所能,继续为社会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也会为自己安排一个平和多彩的生活。但我的心永远和大家在一起。”这是吴晓灵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身份在全行大会上最后的发言。   
经济、金融理论基础扎实的吴晓灵除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身份之外,还是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研究员和博导。而对于吴晓灵在金融界的威信,国际媒体也给予了高度评价。2004年和2005年,吴晓灵曾被《华尔街日报》两度评为“年度全球最受关注的50位商界女性”。2006年和2007年,吴晓灵又被美国《福布斯》两度选入“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排行榜。  
      
8. 一个导师与四个学生     
现在有一种说法,把中国改革开放导入歧途祸害最深的一本书叫《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出版于《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作者是一个导师和四个学生。这说的就是吴敬琏,以及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和郭树清。当时被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大加赞赏的这本书一浮出桌面,就被邓小平等老一辈掌舵者给否定了。但是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开始全面付诸实施,被人民群众称为新的“三座大山”就是从那时起逐步压在了中国人民的头上。  
《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一书的作者简介中这样描述:吴敬琏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经济学。周小川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验比较。郭树清的研究方向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李剑阁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经济体制比较。这部饱含吴敬琏、郭树清等人心血的研究报告虽然有理有据,论据充分,但由于当时极“左”思想还很有市场,他们的设计显得过于超前,所以并没有获得迅速反应和重视。研究心血,只好束之高阁。“吴敬琏、郭树清等人在上世纪80年代末完成的那份《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的研究报告,后被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找出来了,他不但对这份研究报告很感兴趣,而且建议逐步采取这一方案。”(摘自《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一书)。我们还清楚的记得从中国经济实现“软作陆”后,便是“砸三铁”,“大下岗”,在“勇踩地雷阵”的喝彩声中,中国人民就迎来了“新的三座大山”,就有了国有企业职工“减员增效”大下岗,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垄断性资源企业大规模海外上市,“住房私自有化”、“医改市场化”、“教改国际化”。一时间大江南北老百姓们把这几项精英忽悠的内容编成了这样的话:“国企改革砸了咱的碗,住房改革端了咱的窝;教育改革断了子孙的路;医疗改革要了咱的命。”  
时光荏苒,转瞬20年。我们再来看看一位大领导,一位大导师带的这四位精英在当时和现在都在干什么:    
周小川,1948年1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1985年在清华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研究员。1986年至1989年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时年40岁。曾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国证监会主席,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鼓噪声中,为拯救美国经济的业绩如下:借给美国12000亿美元,帮助美国度过金融危机,解决了美国F22、F35战斗机及新型航母开发中的资金问题。美元贬值,中国央行为美国而牺牲了3800亿美元。购买美国房债,帮助美国穷人解决了住房问题。今天美国房价暴跌,美国穷人全部赖掉房贷。周小川不顾个人安危,不惜损失3000亿美元,为美国穷人住上豪华别墅,作出了巨大贡献。购买美国黑石基金股份,出资大,但不要发言权,不要决策权,默默贡献。当美国人要求中国再次提高汇率,减少美国欠中国债务,遭到全中国人民强烈反对时,周小川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央行承担一些损失,提高物价,百姓损失一些,分散损失,增加中国对损失的承受力,受到美国参议院的高度赞扬。美国参议院决定,不再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改大量印制美元,潜入中国,逼中国物价暴涨,掠夺中国老百姓。  
楼继伟,1950年12月生,1982年2月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本科生,1988年4月到1988年9月社科院成本价格室主任。时年38岁。曾任财政部副部长、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贵州省副省长。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07年圣诞节前4天,中投董事长楼继伟就向华尔街摩根士丹利派发了50亿美元的“圣诞礼物”。“圣诞老人真来了。”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年前,当所罗门兄弟需要帮助的时候,它们是向巴菲特求助。现在,步所罗门后尘的摩根斯坦利遇到的‘白衣骑士’,却是一只中国基金。”《金融时报》写到“这只基金拿出了50亿美元,甚至都没索要一个董事会席位作为回报。”旁观者清:英国媒体的撰稿人为中国如此慷慨大方向美国输送利益感到格外意外。对于中投投资华尔街,投资黑石,国内众多爱国媒体网站进行了风险预警,呼吁中投不要受新自由主义学者忽悠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2008年末《商务周刊》发表宁南文章《中投屡战屡败》文章总结道:“很多人把中投斥为中国足球屡投屡败的一大翻版,但中国足球的失败最多让人生气,而楼继伟和他的同事们不禁让国人生气,更让国人破财。这场灾难甚至从中投正式挂牌4个月前就开始了,2007年5月,中投以每股29.605美元的高价购买了美国第二大私募基金黑石10%无投票权的IPO股票。但黑石上市后没几天,股价就一路暴跌,到  2008年12月5日 , 黑石报收于每股5.73美元。从29.605美元到5.73美元,中投30亿美元的投资缩水80%,账面损失24亿多美元。黑石带来的噩梦并没有让中投中止自以为是地投资美国金融机构的步伐。2007年12月,中投再一次大手笔斥资50亿美元入股美国第二大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约9.9%的股权。按照双方公布的合约内容,中投每年收取摩根士丹利9%的利息,31个月之后强制转股,转股价格区间为每股48.07美元至57.684美元。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自中投购入股票之后,摩根士丹利的股价便接连重挫,从中投入股日起,呈45度角下切到 2008年12月5日 的15美元左右,中投账面已经折损2/3。这又是33亿多美元。  
李剑阁,1949年12月出生。1984年12月到1988年6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研究员。时年41岁。曾任总理秘书,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    
郭树清,生于1956年8月。曾任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助理研究员,同时在职攻读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其间赴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1988年7月至1996年3月,先后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副司长等职,时年32岁。曾任贵州省副省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兼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现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专家学者写的书成千上万,但真正能够影响一个国家决策的书并不多见。吴敬琏虽然可以算是第一人,但他的学生大多不认为书真正是他写的,常常不署他的名。吴本人也常常在介绍他的学术著作时不提及本书。吴老还是位良心未泯的学者,他常常教训他的这些个学生们,不要开“轮盘赌”、“不要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但他在面对《经济观察报》的采访时说:“用了两个月时间写出一份《体制改革总体规划》。这是中国第一份经济改革的总体设计。”  
误国害民的中国房改方案原本发端于贵阳市。当年中央解散了体改委后,郭树清任贵州省副省长,即把在北京受全面抵制难以实施的“房改方案”拿到贵州推销。当时省人大、政协60多名委员联名反对,于是郭树清便以副省长的名义将方案拿到贵阳试点。这就是后来的所谓“贵州模式”。但郭隐瞒了贵州民众强烈反对的真相,将“贵州模式”在各种场合吹为最完美模式。引得全国众多省市欲来贵州取经。许多人到贵州考察之后,发现与其吹虚的大相径庭。认为这是一个“与民谋皮”且影响安定团结的“苛政”。但有大领导的强力推动,房改顺利地在全国推开,住房商品化的实施,乐坏了房地产商,气死了不少老百姓,也让贵州人民叫苦不叠。  
     资源型垄断国有企业、金融企业的海外上市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深的创痛。资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利好,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中国人民不仅没有享受到,还受到了国外资本集团的大肆盘剥。1997年开始的石油石化重组,减员增效、分拆上市、改制分流。一方面,石油石化产业把优良资产拿到海外上市,融入大量建设资金,上市企业轻装上阵,体制机制创新,加上石油价格的大幅度攀升,效益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把石油石化产业分成了上市企业、存续企业,把职工分成了在岗职工、内退职工、协议解除劳动合同职工,大部分职工并没有享受到企业高速成长和改革的成果,形成大量遗留问题和不稳定因素。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石油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却累计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上市公司,四年海外累计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在这1000亿美元分红中,两家通讯企业占了大头。他们用手机双向收费的不当手段把国人的资金收集起来拱手送给外国人,理应受到比石油石化企业更大的谴责。但他们的手法是钝刀子割肉,温水煮青蛙,避免了公众的强烈反弹。而中国石油则成了快刀杀“牛”,回归A股后,股市由“牛”变“熊”,造成大量中小投资者被套,以致血本无归。却让国外“股神”,投资银行家们赚了个钵满盆满。客观上不仅仅是对国人物质财产的侵害,更是对民族情感的亵渎,对人心的深深伤害。美国投资集团高盛等利用中国企业缺乏金融专业知识的弱点,通过信息披露、制造概念、诱人上当等擅长手法,如唱空中国银行业并趁机杀入。在2004年中国国有银行改制的时候,高盛相继发表报告,诋毁中国的国有银行,称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接近40%。但结果是高盛以极其便宜的价格收购了中国银行上市的股权,仅在工商银行上市,高盛就通过入股该行四年获利近120亿美元。这些美国的资本投资集团通过低价贱买准市场化国家的国有资本,然后通过改名改制重组,乔装打扮,高价回售。就这样,中国石油、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以垃圾的价格抛售给了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巴菲特,然后再以高于5倍的价格卖给中国的老百姓。  
近20年来流行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一直鼓吹的全面“私有化”和“利润至上”方针,对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制造了国企大规模破产和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成千上万的弱势工人群体由于国企改制而被迫下岗失业、失去养老医疗等福利保障。近年来发生的三鹿毒奶粉、食用地沟油、毒馒头等毒害社会的事件,沈阳动物园私营化后老虎被饿毙而卖骨,以及由于社会医疗市场化、产业化,医疗机构成为牟利组织而发生近期山西被曝光的伪劣过期疫苗毒命事件,等等。这些社会丑恶现象无不与新自由主义鼓吹的贪婪、贪渎,为个人牟利而无所不用其极有关。而政府则几乎完全放弃市场监管,进一步促长了这股暗流。以牟利(经济效益)为最高原则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唯利主义伦理学意识形态,是中国今天所发生的一切社会黑暗丑恶现象的根源。对国企改革、金融改革领域的贪腐行为、误国卖国行为,对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过度市场化行为必须进行清理整顿,刻不容缓。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国家政治体制,关系到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的核心部门安全,关系到全体中国人民民生状况的改善,关系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走向。  
                  
  9. 准确预测30年后中国现状的经济学家蒋学模     
蒋学模,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经济学会名誉会长。1918年3月出生于宁波慈溪观城镇后蒋村,6岁时离开宁波随父亲到上海求学。抗日战争开始后,辗转入川,194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从大学毕业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曾在香港《财政评论》杂志社、复旦大学文摘社等处担任编辑和负责编译工作。上海解放后,在复旦大学经济系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曾任中国对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经济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编委,《辞海》编委兼政治经济学分科主编。他撰写、主编及编译的各类著作有40多部,论文100多篇,总共近千万字。最有名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现在仍在再版,共已发行了1800万册。    
  “他是经济学术领域永远的基度山伯爵”,这是复旦学子对 蒋 先生的一句评价。如果翻阅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人们可以发现,这本教材的内容和观点,始终处于“进化”过程中。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他就提出“社会主义生产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必然同时受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进入新世纪,股份制改革、科学发展观又纳入了他的视野。随着改革的深入,蒋学模的《政治经济学》每两年更新改版,至今已是第14版了。为这个,他不顾高龄,坚持忙于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蒋 先生酷爱文学,早在上大学时,一部英文版的《基度山伯爵》让他爱不释手,花了几年的时间,翻译成中文,成为经典翻译著作。70年的治学经历,凡遇到困难时,他牢记着大仲马《基度山伯爵》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也正是基度山伯爵不怕挫折的精神,鼓励着他跨过一个个难关,登顶中国经济学界的高峰。  
作为社会良知的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蒋学模在《人民日报》1991.05.29 发表了《中国改革决不能走私有化市场化道路》的文章。文中预言:“私有化市场化改革道路将导致两极分化”,“中国决不能走私有化、市场化的道路,除了一般的、共同的理由以外,还有特殊的原因”。“如果中国走私有化的道路,那么,一旦土地私有化,不出10年,我国6亿农业人口至少将有2亿人丧失土地,即丧失基本的谋生手段。在城市,如果公有制经济通过私有化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大家知道,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逐最大利润,资本家的座右铭是“三个人的活两个人干,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这样,原来在城镇全民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工作的1.3亿多职工,至少将有3000万人被推入失业者的队伍。农村和城市这2.3亿失业大军,将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最大的不安定因素。背负着这样庞大的失业大军,什么样的经济都将无从谈起。”  
 蒋学模 先生20年前的预言,现在一一应验。也是这位对以后20年来的改革开放看得如此清楚,作出如此准确预言的教授,在邓小平南巡后,也被迫调转自己的风向。但国家经济形势更加急转直下的是在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以后。  
邓小平去世后,一切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改革主张开始在经济领域大行其道,医疗市场化、住房市场化、教育产业化,国有资源型企业海外上市都是从1997年后全面铺开的,让全国人民深受其害。而许多政治运行规则实际上也已经与美国接轨:资本逐渐开始控制权力,官员为资本家服务。在他们的主导下,市场经济突飞猛进,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新生的资本家阶级事实上成为强势阶级,而劳动者工农群众成为弱势群体。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名存实亡。随着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的大肆推进、战略龙头产业被外资并购、绝大部分国有企业被西化派搞垮侵吞、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工人农民成为社会公认的底层阶级。  
西化派逐步主导社会主流舆论,以造谣惑众诋毁毛泽东,扫除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拦路虎。打着拥护邓小平的旗帜,歪曲、滥用邓小平理论,将邓小平歪曲包装成一个真正的走资派,以壮大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阵营和拉大旗做虎皮。他们制造了种种谣言,用这种谣言掩盖他们的全盘西化的图谋。以妖魔化毛泽东的方式反毛,以歪曲邓小平理论的方式反邓。如前几年香港出版的《遗嘱》,其内容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般人难以分辨真假,极容易信以为真。该书主旨是说邓的遗嘱是中国最终要与美国接轨,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并且将这个遗嘱交托给了第四代。该书核心部分内容长期在互联网上流传,有关部门没有任何封堵,也不见任何辟谣。  
 蒋 先生对这一切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但只是自我解嘲地说:“没有一种理论可以一成不变,放之四海皆准。我们的理论也必须跟随实际变化时时予以更新,才能确保与时俱进。”  
      
10. “厉股份”与“吴市场”的针锋相对    
厉以宁,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厉以宁与吴敬琏的交情要上溯到60多年前的中学时代。1941年,吴敬琏考进重庆南开中学,在他的两年级同学中,有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桥梁建筑学家茅以升的侄儿茅于轼。1945年,吴敬琏考入金陵大学附属金陵中学,就读高中部。与他在同一个年级读书的学子中,有一人名叫厉以宁。他们后来一个被称做“吴市场”,一个被称为“厉股份”。  
 厉以宁在北大师从著名学者陈岱孙、陈振汉。毕业后留校,在经济学资料室整理、编译学术动态资料。这冷板凳一坐就是20年,既成就了他的学术功底,也练成了他常常语出惊人的性格。   
在 2010年11月20日 召开的“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0)颁奖典礼”上,厉以宁建议,可考虑成立公用事业投资基金来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公用事业资金筹措和运用问题。厉以宁说,推进城镇化,最大问题是为城市建设筹资。城镇化需大量资金投入,光靠财政不够,光靠市场也不行,今后,应由财政、民间资本、公用事业投资基金组成“三驾马车”,一起拉动中国城市化进程。   
——“充分就业是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第一目标”,“股份制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教育的不平等引起就业不平等,就业不平等引起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引起生活不平等,导致下一代又不平等。教育经费应该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4%以上。   
——“减员增效从宏观来说,是根本错误的”,“政府不应该提倡“减员增效,”“政府的首要经济目标是增加就业机会”。  
——城乡二元体制是不合理的,一定要消除。  
——对待证券市场,政府必须做两件事情:第一,加强监管,防止出现诈骗、操纵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第二,始终把对股民风险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消除“零就业家庭”(指的是父母、子女均待业),政府有责任采取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帮助“零就业家庭”至少一人实现就业,要加大就业培训、再培训,鼓励人们去各类企业工作。发展民营经济是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三十年最遗憾的事情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地极慢。一定要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具体体现在,比如说教育的保障,比如基本医疗的保障,比如说养老的保障,还有生活最低程度的保障,包括廉租房的保障。”  
——“农民的土地流转必须和社会保障连在一起。”   
  ——“城市中,应该放宽对小摊贩的管制。在当前情况下,就业问题这么重要,你给人家开条路,给小摊贩留条路,不要让这些小摊贩整天躲来躲去的。”“通过增加环卫工人和交通协管员,可以解决小贩带来的卫生与交通问题”。   
以上的话出自经济学家厉以宁之口,可如下之言就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同一个人说的: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    
  ——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的穷人不应叫穷人,而应该称为“待富者”。    
  ——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    
  ——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    
  ——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    
  ——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房价涨的快是好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    
  ——很多人失业不是坏事。    
  ——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的。    
  ——国有资产就是一碗饭,要往上面吐吐沫。       
——我知道我做的是得罪人的事情,会遭人骂的,但是我不在乎!  
… …  
在中国呼风唤雨的经济学家中,有“杨承包”、“厉股份”、“吴市场”、“薛调整”、“曹破产”的称谓,分别是杨培新倡导企业承包制,厉以宁强调企业股份制改革,吴敬琏主张搞市场经济,薛暮桥要求先调整再改革,曹思源首倡破产法。在这些精英大腕中,直接进行长期辩论交锋的,就是“企业主体改革派”代表厉以宁和“整体协调改革派”代表吴敬琏。对1988年发生的“价格闯关”失利,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局面,厉以宁说是“整体协调改革派”闯下的大祸,如果大力推行股份制,改革将是另外一个天地。而吴敬琏则认为,正是放弃了整体配套改革方案,才导致了严重的通胀。他们在这场经济理论之争中一举成名,而中国经济却在他们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在新殖民主义经济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11. 误导中国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GDP冲动    
改革开放30年,主导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GDP。用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来衡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在我国30年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鞭策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个GDP是世界范围的统计指标,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森说,“GDP是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发展到现阶段,GDP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第一个矛盾是容易单打一,GDP指标系统集中在经济数量和经济规模的扩张上,而忽视了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环保等其他指标。我们这几年在追求GDP的同时,环境破坏非常严重,对文化、教育、科技和社会保障的投入明显不足。第二个矛盾是GDP容易重复计算。这就是GDP的典型缺陷,经济学家称之为换子效益。换子效益就是两个妇女各带一个孩子,闹着玩,你把你的孩子卖给我,我把我孩子卖给你,双方谁都不亏,但社会上就增加了一笔交易费。虚假的GDP会对一些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正确的干部带来所谓的政绩工程、虚假工程,也就是“数字出官员,官员出数字”。最典型的就是当过阜阳书记、后来成为安徽省副省长的王怀忠,他在阜阳当地大搞政绩工程,临走时留下34亿元的财政亏损。  
在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时,有两个重要的总量指标,分别是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简称GNP)。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全部最终成果,它等于所有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之和。  
  GDP与GNP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者核算的内涵有所不同。GDP是个生产概念,它从生产角度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只要是本国领土范围内生产活动创造的增加值,无论是由内资企业还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均应计入本国的GDP。GNP是个收入概念,它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或者说是一个总收入。这个总收入的基础是GDP,GDP既是一个总生产成果,又是总收入的起点。由于本国常住者在国外进行投资或创办企业获得了一部分生产要素收入(资本和劳务收入),如果资本收益再投资了,或利润和劳务收入直接汇回国内了,就要加到本国的GDP上,形成GNP,否则就不能加到本国GDP上,不计算做GNP。反之,如果外商投资企业和个人从本国(我国)获得了资本和劳务收入,且将收益再投资或将利润和劳务收入汇回去了,则在计算GNP时要从我国的GDP中扣除,否则就不需要扣减。这种计算方法是国际上通行的。  
  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按照西方国家的核算原则开展国民经济核算,同时计算GDP和GNP,在实际的运用中更多地使用GDP。1992年我国建立了在SNA框架下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规范了核算原则和核算方法,继续计算GDP和GNP,但在实际运用中主要使用GDP。主要原因是:首先,GDP是从生产角度衡量一个国家总体的经济状况,能更好地反映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总成果。用GDP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更直观。而GNP是个收入的概念,它无法在总量下面分出产业结构,不便于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管理体制下进行产业结构调控。其次,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是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同时开展,对地区而言,GNP数据的准确程度受基础资料制约较大。  
  从数量上看,1981年至1994年,GDP与GNP两者间的差额很小,均未超过100亿元。1995年至2004年,由于利用外资的规模逐步扩大,而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还很小,我国对外支付的要素收入大于我国从国外获得的要素收入,因此GNP持续小于GDP,年度之间两者差额在300亿元至1500亿元不等,一般约占当年GDP的1%。从2005年起,由于我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对外投资大幅增加,我国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大于对国外支付的要素收入,GNP超过GDP。尽管如此,我国的GNP与GDP之间差距仍然不大,2009年的GNP仅比GDP多2958亿元,占GDP的比重为0.87%。  
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GDP冲动危害中国经济的争论,在《荒谬的经济现象来自于荒谬的经济理论》一文的论战中表现得比较充分。下面是几位貌似“主流经济学家”的评论:  
“这是一个矛盾的两个面,取舍两难。有些观点有失偏颇!目前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中国出口货物、出卖地皮都换回美元。大量美元拿在手中不投资怎么办?因此考虑买美国国债!你在此大加批驳,有没有站在国家角度,站在发展角度,全面看问题”?  
“楼主对于经济理论的分析漏洞比较大,比如当前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是以萨米尔森为代表新古典综合派,美国的资本主义与别的国家的资本主义有区别,叫做美国式资本主义,也可以叫做自由资本主义,但是其他国家很难真正学来这个制度,因为哪个国家能够像美国一样三权分立呢,否则美国就不会这么强大了。苏联“休克疗法”的失败因素很多,并非楼主说的这么简单”。
    “后面说的国内问题主要集中在二点,对我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和对于招商引资的不解。第一,当今世界是以美元结算,也就是说我国出口的商品和外商的投资换来的是美元,所以我国有巨量的外汇储备,可是这些外汇储备,我国政府既不愿意去购买美国的产品,只是想得到美国的高科技,可是美国和欧洲一直在严防高新科技流入中国,如果像楼主所说,把美元都花在国内的建设上,那么我国势必要购买美国的商品来花掉美元,这是我国不想要看到的局面,所以只能买债券和海外投资。如果把美元都换成人民币那么势必造成通货膨胀。那么问题很简单了,为什么我国不愿意购买美国的产品呢,因为这样就会失掉贸易顺差的优势,给美国的制造业和商业注入强心剂,将挤占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那么就会造成中国劳动力大面积的失业,所以我国这样的政策是正确,稳定高于一切。第二,我国对于外商的照顾和鼓励外商投资,真正的目的是让外商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同时引进国外的技术,并消化和吸收,再创新,这个政策也很正确”。
     “至于现在我国的社会问题,只是在进行经济结构转型而已,想要进步就必须付出代价”。  
在回答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前,我们来看一则来自他们向往之地的新闻:据《国际金融报》报道,美国“两房”改革方案有了新的消息,其结果令中国人心痛万分:美国准备终结“两房”——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中国亏损将高达4500亿美元。美国媒体 2月9日 援引两位知情者的话称,美国财政部正计划提出一项方案,逐步削弱房利美与房地美在美国住房市场中的中心作用,并最终将这两家抵押贷款公司关闭或彻底私有化。 2月8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财长盖特纳会面时已经确定了“两房”转型的最终方案(共有五个备选方案),即最符合美国利益同时对中国打击最大的方案——美国政府退出房屋按揭市场。美国政府最早将于 2月11日 宣布这项事关“两房”前途的计划书,其中将详细说明美国政府准备如何逐渐从房屋按揭市场淡出。    
过去40年来,美国“两房”几乎是国家经济的命脉。但自从2007年初中国大量买进“两房”债券后,“两房”迅速变脸,成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神”。2009年3月“两房”更是因股价过低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预计中国投资“两房”债券亏损可能高达4500亿美元。换言之,就是说每一个中国人要为美国“两房”担负2300元人民币的亏损。    
据英国《金融时报》在 2009年3月12日 所援引的熟悉外管局运作的分析师和其他人士的话称,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下称“外管局”)从2007年初开始大笔投资于海外股票,并坚持执行这一政策,已经产生了巨额的亏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巨资投资美国房贷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上述人士表示,中国外管局已将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大部分资金,投入美国垃圾股票和垃圾公司债券等风险较高的资产。而就在三天后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温家宝在提到中国投在美国资产时说:“我们把巨额资金借给美国,当然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说句老实话,我确实有些担心。”     
    报道同时称,中国的外管局从来不对外(特别是不对中国人民)披露其持有美国垃圾股票和垃圾公司债券的情况,因为那将引起中国老百姓的巨大愤怒与不满。中国的外管局从2007年初开始大量买入美国的股票,在高位接下西方国际资本抛出的垃圾股票与垃圾债券,替美国的金融危机买单,以求博得西方社会的好感。而且,中国的外管局似乎并没有被次贷危机所吓倒,而是继续大量高位购买,这令西方社会甚是高兴。    
根据美国财政部发表的年度调查,到2008年6月底,中国所持的美国垃圾股票、垃圾债券达到12050亿美元,为中国在2007年6月持有总量的3倍还多。中国财政部也不敢公布把主人们的财产扔到哪儿去了,又是美国财政部在日前发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中显示,截止到2008年12月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量达到6962亿美元,居世界各国首位。为缓解金融危机给美国带来的压力,中国在2008年继续加大了增持美国国债的力度,在2008年9月到12月期间,中国每月都要大量增持美国国债,9月增持446亿、10月增持659亿、11月增持290亿、12月增持143亿美元,中国外管局的这一举动大大支援了美国政府,赢得了西方世界的高度赞扬。截至200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约为1.95万亿美元,照此算来,中国外管局所持美国国债资产占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余的是垃圾股票与垃圾债券,而我们能够动用的外汇储备已经少得可怜。    
    中国人民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宝贵外汇储备,在西方金融危机前夕,还被中国的高级公仆们疯狂地抛到美国“救市”。中投公司50亿美元救大摩,30亿美元救黑石,54亿美元被套PrimaryFund,损失惨痛。至于中国各大机构的海外投资,随着诸如雷曼兄弟破产这样的事件,也一个个陆续浮出水面,动辄数亿美元的损失,被认为无关大局。不仅金融机构,诸如航空公司、中国远洋这样的企业,也在动辄扔出几十亿美元而不眨一下眼睛。    
据《华夏时报》报道,中投公司的海外投亏损资远不止上述的在黑石与大摩两家公司身上亏损的60多亿和在Primary基金上身上亏损的54亿美元,它还持有超过110亿美元的美国垃圾基金,还有小摩公司(摩根大通)的主要货币市场基金23亿美元、Invesco Aim Liquid Assets Portfolio 21亿美元,以及德国资产管理的DWS货币市场信托15亿美元,等等。      
“大道至简”。中国不断增持美国国债,将巨大的外汇资源押在美国这个精明的强盗身上,中国必将受到美国的挟持。但外管局副局长方上浦却强调指出,中国外管局在外汇储备经营中始终是以长期的、战略的眼光,从安全、流动、盈利三者结合的角度,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状况、各类资产风险收益的特征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多元化的配置,其中也包括美国国债以及其他机构债等金融资产在内。他说,外管局及时调整了风险管理政策,采取审慎果断的措施,保证了外汇资产的安全。“国家外汇储备总资产保持总体安全,同时为应对危机准备了充足的流动性,并取得了相应的经营收益”。  
这则新闻报道,很好地注解了“主流经济学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及在他们指导下的大小“精英”的卖国救美行为。面对人民群众普遍的质疑,按照民主的正常程序,应由人大常委会的专门机构启动对央行和外管局的问责、调查程序,然后向社会公众及时公布调查问责结果。  
他们所说的“萨米尔森”是美国的一位计量经济学家,研究出了一套风靡世界的“GDP 指标”,并认为“GDP 这套指标的提出和核算方法的运用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制度发明”。但仍然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畴。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指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强调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的经济学体系和流派。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它一直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全球绝大多数政党所采取的政治和经济趋向。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拉美国家进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新自由主义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走向极端。它的基本特征都可以在中国的经济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改革中一一找到对应。一是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观,主张应迅速把公有资产低价卖(或送)给私人,认为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二是市场化多要素创造价值的分配观,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质,认为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三是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四是全球化主张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应实行外向型的出口导向战略。  
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对经济发展所发挥的指导作用,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国情条件。一种产生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理论,是不能作为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主导国家的改革蓝图的。这在俄罗斯国家经济转型中已有深刻教训,否则就会出现荒谬的经济现象。而这种荒谬的经济现象就来自于这种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国家来说是十分荒谬的经济理论。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过,错误的经济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归属。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1913年时指出,曾有人说拉丁美洲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但从未曾听人说美国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这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这种权利。因为投资于某个国家的资本会占有并且统治该国。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凯恩斯先生说的是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情景;而伍德罗·威尔逊先生说的是现在的美国正在做的事情。  
从现实中国的经济主权状况来看,再搞所谓的“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已经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为了保护国内产业,保护民族产业发展的国内市场,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我国的引进外资政策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我国政府应该把那些控制了我国国内产业价值链的外资企业,在我国主要行业中处于骨干地位的外资企业、资源行业的外资企业以及阻碍民族企业自主创新的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在收归国有后,一部分保留为国企,大部分拍卖给民营企业。一些外国友人和独立经济学家也建议中国政府用手里多余的美元买断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在华投资,认为“决定谁拥有和控制自己的工业、银行信用创造特权和其他资源,理所当然地属于任何一国的主权。国际法长期以来在贸易、投资政策和信用等政策上一贯支持东道国。我期望这是外国——欧洲、亚洲尤其是中国,在买回美国境外投资时的出发点。或许需要一个委员会来辩论这些未来买断资产的公平价格。但这类问题的解决恐怕旷日持久”。对于中国政府没有收购的外资企业,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促使其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政府应该重申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基本条件:申报人的知识产权必须完全独立于海外机构或个人,坚决把外资独资企业排除在自主创新产品支持之外。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措施大幅度提高外资企业工人的最低工资,促使外资企业在中国使用新技术。对在华跨国公司提高各种资源的价格和征收相关税收,以限制跨国公司把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到中国。  
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蛊惑,携带着行政官员的GDP冲动,使中国经济误入新殖民主义经济的泥潭。在信奉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所谓精英眼里,只要GDP能高速增长,就不惜大量向美日欧输送廉价物资商品,哪怕换回的只是国债“白条”;宁可“掏光养贿”,即把国内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掏光,放任容忍腐败公行,也要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GDP统计数据。  
这种放弃对国家经济命脉的保护,无原则让渡国家经济主权的卖国求荣行为,日益受到广大中共党员和亿万人民群众的抵制和反抗。因为在当下的中国,毛泽东思想已经不再是抽象的概念,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为人民服务”,“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已融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国人民已经不可能再去认同任意加在我们身上的剥削与压迫的合理性。这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成功,这是中国能够永远避免再受百年屈辱的精神动力。

 12. 为吴敬琏写传记的吴晓波    
1990年,22岁的吴晓波从复旦大学新闻专业毕业。他和同班的秦朔都被保送上研究生。但是两个人却都选择了不去读研,而是分赴杭州和上海。原因是,两个人的女朋友分别生活在这两个地方。后来,两人各自成家、各自为战,吴晓波成了今日的吴晓波,秦朔则先后成为政经杂志《南风窗》的主编和财经日报《第一财经》的主编。两人都成为时下被公认的带有右翼倾向的才子。   
吴晓波进入新华社浙江分社的经历近乎传奇。1989年吴晓波回杭州时,去拜访在新华社杭州分社工作的一位老校友。师伯和吴晓波聊得高兴,中间出去一会儿,回来时候手上拿着新华社的花名册,说,你看,我们这里有人今年退休,你可以来接替他的职位。吴晓波说起来至今仍很得意,“我没有在新华社实习过,新华社一般都要他们的实习生的,我进来的时,还考了经济学。”   
  吴晓波称在新华社自己受益良多:新华社强调文字皆有出处——“如果不是这个习惯,我早就被人告倒了。”新华社不计成本让记者在中国各地进行采访、调查,它的强大背景让它的记者可以见到想见的人。   
吴晓波说,自己的人生很有阶梯感,三十岁之前从来不考虑钱的问题,专心做自己的记者,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开始进行个人的原始积累,完成个人的写作计划,四十岁则准备退休。    
2002年,吴晓波成为贝塔斯曼亚洲签约作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并获得南方阅读盛典·2009最受读者关注的“年度十大作者”称号。2007年出版《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大败局2》。2008年出版《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下)》、2009年出版《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8上)》。    
  吴晓波打破了写而优则仕、写而优则商的中国习惯。他脚踏三船,既负责报社事务,又从事出版事业,同时还坚持每周写作6000字以上的习惯,稳稳当当,自得其乐地与妻女栖居于杭州。“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拥有一份不赖此为生的职业”。吴晓波说:“可能我退休之后,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吧!”他认为到那时,他真正拥有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无所顾忌,可以开始做思想义工,不为报酬写作。   
  这是个拥有物质财富和“岛屿”的写作者、商人。他悠然自得而又孜孜不倦地为这个世界供应观念,同时告诫年轻人:不要着急,不要焦虑。   
吴晓波为吴敬琏写传记开始于2007年。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在2009年8月至9月间,吴晓波为吴敬琏做了一个长达20多个小时的口述史记录。地点在中欧工商学院图书馆,前后6次,每次都由《第一财经》用两台摄像机记录下来。吴晓波用“深情之笔”描绘一个经济学家的肖像,追溯影响共和国经济史的重大经济争论,梳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坎坷历程。他认为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吴敬琏之重要性在于,他几乎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2010年的1月,经济学家吴敬琏迎来八十岁的寿诞。对于这位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来说,他所经历的八十年是一个与自己的国家图强求富、蹒跚前行的八十年。吴敬琏对这个转型国家的贡献,除了改革思路上的创新外,还在于他那份独立思考、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风骨。用吴晓波的话说,吴敬琏是在用生命证明,自己是一个“眼睛盯着真理的人”。  
然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个真正能代表社会良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有益于人民大众的经济学家的肖像,应该由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评判。因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要树立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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